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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经济日报曾及时有力驳斥那种扰乱人心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为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舆论引导。

在金融产品上，金融机构与北京市相关单位合作，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首单商业银行绿色汽车分期资产支持证券，实际中标量的60%来自境外投资者，提高了我国绿色金融资产的国际认可度。北京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已经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应借助申请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一批绿色金融机构和示范项目在副中心落地，支持金融机构在副中心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的创新实践，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样板，率先引领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将北京乃至全国更多的绿色资源吸引到京津冀地区，助力区域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绿色投资项目往往具有投资周期长、科技含量高、不确定性强等特点，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金融产品支持。借鉴这一做法，建议设立京津冀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北京的大数据和金融科技优势将三地的金融机构、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信息充分对接，对资金和项目风险形成联防联控机制，帮助投资者对项目进行评价，防范重大生态事件和违约风险的发生。浙江省湖州市是我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其充分利用浙江省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资源优势，建立起一套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对接42个部门数据，为数万家绿色企业提供融资、贷款、评级等金融服务。物理风险是指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气候变化，如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造成的损失与温室气体排放是正相关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作出更加具体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自然资源对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稀缺性特征，如果自然资源被长期过度利用，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优势，积极推动京津冀推出相关绿色金融标准，主动向全球分享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最近一年来，美联储加息叠加其他因素，已经使得美元升值超过10%。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商品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供小于求态势。第一个是直接渠道，即大规模刺激政策下美国的庞大需求拉高全球商品价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很快就遭遇了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第二种观点将需求面因素放在主导地位，认为本轮通胀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负责任的扩张政策造成的，需要果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甚至紧缩进行干预。

比如，穆迪分析（Moody '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就持此观点，认为2022年3月以来美国通胀出人意料地恶化，最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危机，导致5月份CPI同比多增3.5%。需求面的因素则相对单一，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支持家庭和企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时间更长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需求从非贸易服务向贸易商品的大规模重新配置。

截至5月份，全球月度同比消费价格指数（CPI）大于10%的经济体超过40个，大于5%的经济体超过80个。由于通胀问题导致游行示威和罢工潮的国家还包括：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阿根廷、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和突尼斯等。相反，欧洲通胀更多是外部输入，其政策制定者不宜反应过度。美国总统拜登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很长一段时间持类似观点，将通胀归咎于外部供给冲击，并认为通胀是暂时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消耗殆尽之际，减税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也使得贫富差距再次拉大，全球经济再次步入高低不平的困局。5月议息会议美联储如约开启缩表，决定从6月1日开始减持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同时发布《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计划》。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系列变化使得全球供需逐步发生逆转。正如Cochrane（2022）所言，没有财政紧缩加持，美联储无力应付通胀。

早在2021年2月，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萨默斯（Summers）和布兰查德（Blanchard）先后发声，指出美国政府的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高增长和高通胀打破了经济困局，30多年里美国政府完成了去杠杆，利率也飙升到高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获得巨大空间。

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全球目前月度同比CPI低于3%的经济体不足20个。正如美联储6月份在其《货币政策报告》中不经意透露的：通胀预期的上升对日本和欧元区等近几十年来通胀持续低于目标的经济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可喜的发展。

第二个是美元升值渠道。对此，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上做了重大尝试。当前的全球通胀只是标志着调整的开始，政府债务削减和贫富差距弥合必定是一个痛苦的长期过程。就本轮全球通胀而言，供给面的因素很多，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停产、交通阻滞以及对供应链的连锁影响，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贸易中断和其他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对产业链造成的持久影响，劳动力短缺和企业垄断增强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等等。全球通胀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无差别施加于每个国家的外部冲击，对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分工位置不同的国家，全球通胀的涵义是不同的。发达经济体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尝试，还以国家安全等为由改变贸易和投资政策，以拓展相应的政策空间，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汤铎铎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本轮全球通胀是全球经济大变局的自然演进，有其深刻而复杂的长期根源。该计划设定每月最多减少300亿美元美国国债、175亿美元机构债，三个月后月度缩减上限均提升一倍，即600亿美元国债和350亿美元机构债。

为了捍卫无限量购债的承诺，日本央行6月购买了创纪录的14.8万亿日元国债，其持有的日本国债超过总量的50%，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种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合扩张，终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6月21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泽温（Christian Sewing）指出，通货膨胀是其最担心的问题，归根结底，通胀是全球经济的最大毒药。上轮周期的顶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过渡得益于战后繁荣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

人们普遍担心，逆周期政策已经没有空间或缺乏力量来促进增长或应对下一次负面冲击。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叠加，最终导致全球出现高通胀。Stiglitz 和 Baker（2022）也指出，美国今天的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比如全球化影响更深远，工会力量明显更弱。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通胀 全球通胀更多是由国际经济大循环周期演变所形塑的内生问题，需要从更长的历史周期进行考察。

全球通胀升温引起各方普遍担忧。截至2022年上半年，全球已有超过70家央行开启加息进程。

欧央行还预计在9月份再次上调关键利率，如果中期通胀前景持续或恶化，9月份会议会有更大的加息幅度。这种观点强调是外部因素推升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一方面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卸责，另一方面也拖延了紧缩措施的及时出台。

如果把上世纪70年代的解决方案嫁接到2022年，那将是极其愚蠢的。其实，同样的断语也完全适用于美国。

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财政和外部缓冲，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2022年6月7日韩国货运卡车工人罢工，6月18日加拿大铁路工人罢工，6月18日英国伦敦爆发大规模游行活动，6月20日8万比利时工人在布鲁塞尔游行示威，21日、23日和25日英国4万名铁路工人罢工。比如，2022年Furman就指出，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持久的国内需求拉动型通胀和短暂的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胀，但其比例截然不同。与之相应的是全球宏观治理完全进入未知领域，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四次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0-0.25%升至2.25%-2.5%。高是高债务、高杠杆和高风险，低是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不平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世界银行则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经验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提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引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作为全球通胀的主要策源地，美联储加息步调明显偏慢，落后于经济形势（behind the curve）。

在相关因素的影响逐步消除以后，通胀自然会见顶回落。受制于庞大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固，无论是加息还是缩表，美联储的紧缩空间都相当有限。